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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前的今天他们结婚至暗时刻并肩战斗在黄浦江畔 l 朱少伟

发布日期:2019-08-11 20:47   来源:未知   阅读:

  94年前的今天(1925年8月8日),张治中在广州太平馆西餐厅摆了两桌,向朋友宣告周恩来结婚了。当时的宾客有邓演达、陈延年、邓中夏、恽代英、陈赓、彭湃等。曾在法国与周恩来一起留学的李富春、蔡畅夫妇那天刚好抵穗,也赶来贺喜。从此,这对革命伉俪互敬互爱携手走过伟大而艰险的人生之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笼罩,周恩来、夫妇仍在黄浦江畔并肩战斗,随时准备为信仰奉献自己的生命。晚年这样追忆峥嵘岁月:“我和恩来同志从来不敢上电车,因为我们从五四时期起一直是公开活动的,人都认识我们,认出来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深夜十一二点回来。”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于9月底至10月初重返申城。提前由鄂抵沪,“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中央机关迁回上海”。

  返回黄浦江畔,立即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她很快恢复中共中央妇委组织,并担任书记,委员有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8人。大家开会时,以“小姐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为掩护。按年龄排列,蔡畅是大姐,是五妹,因而她用谐音“伍美”作化名。

  1927年11月,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常委;翌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旋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等,在上海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28年下半年,随着中央各机关的逐渐完善,设立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简称“直支”,代号“植枝”),由担任书记。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此前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建国后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已来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会计,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此刻,他又接受一项新的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房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那时,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观众熙熙攘攘。在它的隔壁即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系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与天蟾舞台建筑融为一体),三开间门面,二房东是从事西医的周生赉,他把楼上的3个房间用于出租,在底层办起“生黎医院”。熊瑾玎经考察发现,进入“生黎医院”可直接上楼,其背后那条弄堂也有楼梯可通行,他认为这是个险中求安的好地方。于是,熊瑾玎自称是外地来沪做纱布生意的商人,与周生赉商定租用楼上的3个房间。

  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安全,曾装扮成阔少妇模样到实地察看。她步入“生黎医院”,上楼打量着3个房间,对在旁的熊瑾玎说:“熊老板,难为你找到这么个地方。一般人很难想到,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敌人眼皮底下,的政治局会在这里开会办公。”

  不久,“福兴”商号正式开张。中共中央鉴于如此重要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又调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建国后曾任国家建设部副部级干部)来做“老板娘”。嘱咐朱端绶:“你和‘熊老板’编在一个党小组,和我保持联系。你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好政治局的会议,做好放风工作,也可帮‘熊老板’管理些中央机关的账目。”熊瑾玎、朱端绶朝夕相处,配合默契,很快心心相印。

  1928年中秋节前一天,熊瑾玎写了一首诗给朱端绶,其中有“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 之句。次日,周恩来对两人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天下亲人团圆赏月光,你们结婚吧。我做月老,好不好?”他们欣然答应。

  由于熊瑾玎、朱端绶的细致和谨慎,加上有戏院、医院掩护人员出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在敌人的不断搜寻下历时三年而安然无恙。中共中央政治局、、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彭湃、杨殷、罗登贤、关向应、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中夏等,常到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

  1931年4月,熊瑾玎、朱端绶退租搬离该处。后来,底层开了商店,楼上成为民居,并扩建“假三层”。如今,它的外观虽发生变化,但建筑结构尚无太大的改动,仍为几户居民合住的住宅。

  1928年夏至1931年春,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设于上海北成都路丽云坊(今成都北路741弄)54号,系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石库门房屋。当年,曾在此做干事的黄玠然(建国后曾任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寓居前楼,他后来回忆:“此处后楼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办公地点,周恩来一直争分夺秒地工作。”

  周恩来在清晨或深夜,常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办公。除了大量常规工作,在困境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都会找到这里,由国外返回的同志通常也先抵此报到,这些干部分配工作后,周恩来总是尽可能亲自找他们谈话,从政治形势到工作怎样开展等都谈得很透彻。各地来报告工作的干部要求见面,他也尽可能满足要求,并耐心地听取汇报,指出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热忱给予具体指导。

  周恩来曾叮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关心、爱护、教育干部,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关心爱护,是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群众化、社会化”的重要原则,对加强白区党组织的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组织部曾多次秘密培训干部(每期一二十人参加,时间约一个月),如1929年9月在上海开纳路(今武定西路)的一座四层新楼房里举办了干部训练班,恽代英、余泽鸿分别担任班主任、副班主任,周恩来、陈潭秋常前往指导。

  那时,党内阅读的刊物很少。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她经与中央直属机关支部成员商量,决定创办一份《支部生活》。周恩来对此热忱支持,并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向“直支”建议:“必须注重一般同志所需要所欲求解答的问题”,“将过去的记录汇刊的方式改变过来”,“得到实际灌输的收益”。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沪问世,每月出版一至两期。该刊发表了不少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文章,对于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加强党的机关工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城市建设中,中共中央组织部旧址原建筑已消失,它的遗址位于今静安雕塑公园。

  在中共中央驻沪期间,上海曾有一个“中央办公厅”。据黄玠然回忆:“1928年,那个时候中央刚刚搬到上海,党的工作刚刚开始,118论坛,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的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那是中央的一个机关……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

  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后门牌为石门一路336弄9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这里用于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黄玠然曾说:“那时候,周恩来和每天都来这里办公,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作为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处理解决机关事务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的事情。中央和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的问题,如要人、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等,周恩来能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和重大的问题,他就交到政治局会上去讨论决定。”

  根据“机关家庭化”的隐蔽工作要求,“中央办公厅”也以住家的形式为掩护,彭述之夫妇、黄玠然夫人杨庆兰、陈赓夫人王根英等,均以房东或房客的身份寓居于此,参加机关工作。

  黄玠然(中)、张纪恩(左)等晚年在“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旧址门口合影

  那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辑部设于上海愚园路享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瞿秋白为编委会主任。该刊的稿件都由中共中央秘书处派人送到“中央办公厅”,经审定再交给党的秘密印刷所印行。

  在城市建设中,“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原建筑已消失,它的遗址位于今石门一路、北京西路东南侧。

  当年,中共中央秘书处是上通下达的重要枢纽。据《年谱》记载:1927年“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善于统一调度、合理安排,保证秘密机关在险恶环境里正常运转,直至1929年夏被派往广西工作。

  从1928年夏开始,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设于上海青海路善庆坊(今青海路19弄)21号和小沙渡路遵义里(今西康路24弄)11号,它们均系坐北朝南、两上两下的石库门房屋。这两个地点,也是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的活动场所,在此开过“直支”会议,商量过《支部生活》编辑事宜。周恩来常来此检查工作、起草重要文件,或与别的中央领导一起参加组织生活,并指导编印刊物《秘书处通信》,还多次提议制定相关规则。

  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分成文书科、内部交通科(也称内埠交通科,简称“内交科”)、外部交通科(也称外埠交通科,简称“外交科”)、会计科、翻译科。有的科还设立二三人的小机构,如文书科下有收发处、药水密写处、缮写油印处、文件保管处等。它“总揽中央各种技术性工作”,主要任务是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文件,通过秘密交通网与各地党组织联络,收集、管理和汇兑党的经费,以及同共产国际联系等。在此工作过的张纪恩(建国后曾任华东煤矿管理局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晚年仍清晰记得,小沙渡路遵义里是油印处所在地,负责将用药水密印在字画、手绢、线装书等的背面,由交通员传递出去。而在青海路善庆坊,恽代英“踏进工作地点,坐下椅子,就立即动手写稿……一篇《每日宣传要点》,从开始动笔,到印好,不到半小时就完成”。

  好多年前,我赴医院探望病中的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王尧山,这位建国前在沪开展过党的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回首往事时说:“当年善庆坊、遵义里的中央秘书处机关,是党的工作的重要运转基地。”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两个旧址均已在城市建设中消失,其遗址分别位于今上视大厦旁绿地和恒隆广场。

  在中共中央从武汉回到申城后,决定在沪成立情报保卫机构,并由周恩来负责。1927年冬,他筹建中共中央特科。它的一个秘密机关,设于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假三层”新式里弄房屋。

  中共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处叛徒、特务,下设四个科:一科为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营救同志、做安抚工作等;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收集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打入敌特机构内部,及时了解敌人的动向;三科为行动科,负责保卫中央、叛徒;四科为无线电通讯科,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通讯联络。

  1928年11月,周恩来鉴于通过秘密交通网、交通站进行联络速度缓慢,决定由中共中央特科筹建电台。周恩来面对一无专业人才、二无电讯器材的情况,找来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的李强和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要求两人钻研无线电通信技术,并制造无线年秋,经李强、张沈川的努力,中共中央第一个秘密电台落户于大西路福康里9号(后门牌为延安西路402弄9号,遗址位于今美丽园大厦)。翌年,驻沪中共中央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之间实现了无线电通讯。

  中共中央特科在险恶环境中保卫了中央大多数秘密机关的安全,也保证了中共六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等会议在沪顺利召开。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中共中央特科诞生仅两年,就巧妙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如钱壮飞在南京担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李克农、胡底分别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天津长城通讯社掌管情报事务,他们互相配合,被称为“龙潭三杰”。1931年4月,掌握重要机密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将乘船赴南京供述,当地特务向徐恩曾发电报邀功。电报落入钱壮飞手中,党组织及时得到了消息。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指挥各重要机关迅速转移,最终化险为夷。5月,周恩来和妻子到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今四川北路1953弄44号)亲戚家隐蔽,后来想起这段经历时说:“我们当然只能是内紧外松、处危不惊,否则造成不必要的惊慌必影响大局。”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94周年结婚纪念日,回眸这对伟大伉俪早年携手奋战于申城,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不禁令人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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